苏东坡的调查研究

　　——重读《石钟山记》随想

　　雷金贵

　　近日，在一部岳麓书社1980年代版本的《古文观止》里，又一次阅读了苏东坡的《石钟山记》。重读不是第二次，是一次次之后的又一次。我读苏东坡的文字，百读不厌。《石钟山记》的文采，在苏东坡浩瀚的文词诗赋里，或许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反复咀嚼蕴含其中的一份执着，如含甘饴，滋味深长，唇齿生香，沁心入神。

　　《石钟山记》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游记文本，因为字面上有明显的探疑行为，有人名之为“考察游记”，终究还是没有明白苏东坡的“言外之意”。

　　石钟山因何叫做石钟山？《石钟山记》开篇即说，郦道元关于石钟山之名的由来，“人常疑之”；唐代李渤之说，“余尤疑之”。带着他人和自己的怀疑，苏东坡“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历惊越险，一探究竟，前后文字，围绕“疑”和深入实际“破疑”，抽丝剥茧，让石钟山因何得名在真情实景中水落石出，真相毕现。

　　苏东坡以其实地踏访，张扬耳闻目见，“事不耳闻目见，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苏东坡尤其痛心“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之所以不传也。”言外之意，说的是最底层的人，最知道真实情况，却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人去倾听他们的现身说法，了解真情实况。所以说《石钟山记》之“形散神不散”之“神”，落在调查研究上，其行文婉转的真实意图，其实是以其拳拳的忠君爱民之心，劝谏皇上和朝廷，熙宁以来所行新法，究竟是利民了还是害民了，你们得到民间来了解，你们得倾听民间真实的声音。

　　《石钟山记》作于苏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途中，苏东坡因为诗文得罪，在黄州“监外执行”四年多，新法于民，是利是害，他的耳闻目见，最为真实，而他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了，他天真的以为，自己这篇文章，会如同自己的其他诗文，会以各种方式广泛流传，会迅速被呈上皇帝的案头，让喜欢他的诗文的神宗皇帝，在读得“停箸忘食”时，也能读懂自己的用心。

　　文为心生。传世的经典，不朽的杰作，无不是“心情和心事”的袒露。“心情和心事”，非一时之情绪之态，乃至死不移的牵挂，古今中外赞为心血的结晶。

　　苏东坡文名盛大，遮蔽了他情寄“民为邦本”的为官形象。光阴荏苒，越来越多的后来之人，就只知道文豪苏东坡，而为他精彩的文字而沉醉；也只知道他几遭贬谪，而为他多舛的仕途而唏嘘。苏东坡一次次的“惹祸”，是因为文字；苏东坡至今活着，还是因为文字，颇有些“成败”皆文字的无赖况味。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就会蓦然发现，祸害抑或荣耀苏东坡的文字，其“心情和心事”无不深深地纠缠于一个“民”字。

　　苏东坡自踏进科举的考场伊始，几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沉浮里，他以诗词、文赋、记说和策、论、状、表、铭……等等各种文体，真实和形象反映民情、民生、民心。自孔子以降，“民为邦本”是为儒家核心价值。当然，伪儒之流，以为借口，不存于心，不付诸于行。苏东坡是真的儒者，心口一致，知行合一，心行不二。如此之说，不是故意要为之贴金，而是在他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在他为官一方的政声里，至今斐然。真情实况，不在宫墙之内，而布于广袤大地、千家万户，欲知真相，必入其中，今之所谓查民情知民意晓民心者也。

　　从苏东坡的心事里阅读苏东坡，方可读懂苏东坡，方可读出苏东坡若干诗词文赋的“言外之意”。苏东坡在岗在位，多以奏章表状直言其说，毫不隐讳。苏东坡贬谪靠边或是官位不高时，多曲折以言外之意进言。当时官场，都知道皇帝喜欢苏东坡的诗赋文章而至于忘食，以至于他在黄州时写下的“江海寄余生”传到神宗手上，又以讹传讹听说苏东坡跳江自杀，神宗皇帝竟然伤心落泪。

　　他不得不以迂回的方式，表达民之疾苦民之所想。有宋自赵匡胤、赵光义和宋真宗赵桓“澶渊之盟”后的所有皇帝，无不深锁宫墙难出宫门，与民心民情民生隔着遥远的距离，而被百年承平虚言假象抹黑了双眼，尤其自急于有功的宋神宗肇始，他以新法之名，折腾了将近二十个年头，至于哲宗徽宗钦宗，四任皇帝，五十年间，北宋的江山，就被迎合奉承之花言巧语的文辞玩完了，离苏东坡病逝常州不过短短二十五年。

　　苏东坡还经历了仁宗和英宗，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东坡因此有机会从“海外”的儋州北还，不幸病逝于遇赦北归途中的常州。在此期间，无论“新党”当权还是“旧党”当政，苏东坡耿耿之心不说假话，《四库全书·苏轼传》赞为“……以爱君为本，忠归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的苏东坡，所以竟以真言真语而再三得咎。所幸如《四库全书·苏轼传》所言：“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戟，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苏东坡不改说真话的本性，源于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弃儿”之真性情。

　　说了这么多真实的铺垫之后，我得道出苏东坡在《石钟山记》真言真情的言外之意，他是借探究“石钟山”山名由来之名，言说欲知真相，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文中“事不耳闻目见，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一强烈之反问是矣！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宋神宗和王安石贬谪黄州监外执行，开启了他以各种文体反映真情实况而因文获罪的仕途旅程。宋神宗是想做个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的，王安石是想做个富国强兵的好宰相的，但是他们联手推动的变革，却被群小弄得变形走样，王安石竟被自己提拔的人赶去金陵养老。而锁在宫墙里的宋神宗，早已被自己弄得焦头烂，尤其元丰五年九月，听信夸夸其谈攻打西夏之言，而遭遇永乐惨败，击垮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撑。这个时候，他想起了知实情说实话的苏东坡，元丰七年正月，在多次下令诏命启用苏东坡而竟然被臣子驳回，他不得不以皇帝手札的强硬方式，准备启用贬谪多年敢说真话的苏东坡：“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量移汝州……”，这是宋神宗将要使用苏东坡前奏，可惜，一年之后，宋神宗就呜呼了，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宋神宗和王安石联手发动的所谓变法，从一个美好的愿望出发，未曾想到竟然是为北宋注入了死亡的病毒——其一是财聚于上而民愈贫，动摇了国之根本；其二是开启了弄权当道的邪门，加速了死亡病毒的爆发。

　　《石钟山记》的目的所以很明显，苏东坡知道是神宗皇帝的手札让自己离开黄州，他还没有发言权，高高而森严的宫墙，让皇帝难知外面的现实，他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进言皇帝。《石钟山记》和同样作于这一途中的《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意在进言皇帝他希望皇帝听到真实的情况，施行民心所盼、所向之仁政。

　　言耳闻目见之言，行耳闻目见之行，贯穿了苏东坡一生的所作所为和所言所文。

　　初仕凤翔，苏东坡深入官民，了解到无论枯水和洪水期，都要把终南山的木材，通过渭河和黄河，运往京城，而遭遇“经砥柱之险，衙吏蹱破家”的悲惨，而“轼访其厉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三年任满回到朝廷，先后遭遇母亲、父亲去世，待到守完父亲之孝再回朝廷，很赏识苏东坡的英宗皇帝，还没有等到苏东坡回朝，短命而去，皇帝已经由英宗到神宗，时为神宗熙宁二年。因为神宗皇帝召见苏东坡，已为执政的王安石，素恶苏东坡之议论异己，“拗相公”王安石不想看见苏东坡在皇帝面前进言，将苏东坡从判官告院赶出，“权命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殊不知苏东坡因此而更能够了解民间真情，当年元宵节，“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逢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之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盛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苏东坡由此与王安石怼上，深知自己“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再请求外放，由此开启了他的通判杭州、知密州和徐州与湖州之旅，在此期间，“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密州任上，大胆罢行“手实法”，把同僚惊出一身冷汗，苏东坡的举动反馈到朝廷，“朝廷知法害民，罢之。”苏东坡敢于如此作为，是因为身为太守的他，也只能以杞菊糊口，甚至“洒泪循城拾弃儿”。民间疾苦，他已忍无可忍。他还不忍皇帝被宫墙内粉饰太平的声音蒙蔽着，自己虽有“忠君爱民”之心却处无可奈何之境，然后仰天长叹：“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徐州抗洪，救满城百姓免遭鱼鳖之灾，受到皇帝嘉奖。苏东坡不贪功，他在《奖谕敕记》中说，他的抗洪应急之策和长远的防洪之举，来自徐州父老，且刻碑《熙宁防河录》，让后来人知道徐州因地理特殊之防洪要务，为民之心，何其殷殷！

　　之后到湖州，以《湖州谢上表》被群小攻讦而惹祸，而入狱，而自元丰三年监外黄州，到元丰七年正月离黄，途中有了这篇《石钟山记》。其实，苏东坡在黄州所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也是在他了解到神宗皇帝将进攻西夏后，以他初仕凤翔所知情形，而曲折进言皇帝不可盲动。果不然，神宗皇帝被自己发动的战争的惨败而气血攻心而丧命。

　　为民而说实话道实情而遭受牢狱之灾的苏东坡，复出之后的仕途飙升中，依然不改其说实话道实情的秉性。首知登州，时日不长，察“榷盐”害民，上《乞罢登莱榷盐状》，留下“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民间美名。回到朝廷，先是被因自己“乌台诗案”受到牵连而当下重新掌权的“司马牛”司马光不容，司马光将尽废神宗和王安石在熙宁、元丰时期的所有新政，一切复旧。苏东坡从民间回来，知道免役法和差役法各有所长，希望司马光能够兼用其长。司马光和王安石，忠君之心不容怀疑，却有共同的毛病，大权在握，就听不进不同意见而要“清君侧”。哲宗皇帝还小，垂帘的宣仁太皇太后，从心底里是准备要苏东坡接班司马光的，她知道苏东坡兄弟是宋仁宗为子孙选拔到的两位宰相人物，苏东坡兄弟在这些年来浮浮沉沉中表现出的德能勤绩，印证了仁宗皇帝的判断，但是她对苏东坡因为直言极谏而被高处之冷寒笼罩的境况，也无能为力。苏东坡因而再回民间。

　　苏东坡回到民间的首站，巧合于他在熙宁时期到达民间的首站——杭州。时光如梭，二十年后的杭州，恍若隔世，民生萧条，百废待兴。回到民间的苏东坡，查民情，纳民言，整治将被淤、葑殆尽的西湖，疏浚茅山、盐桥二河，还西湖于今朝。他经过实地踏勘，希望治理“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和太湖水患，而久久利民、便民、惠民，却被“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虽然如此，“轼二十年再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之。又作生祠以报。”为民者，民不忘也。

　　杭州之后，苏东坡厌于所谓“党争”，在朝廷与地方之间辗转。

　　知颍州，阻止了一项不仅劳民伤财且会水灌颍州的水利工程，是前任奏准朝廷的大项目，而这个项目本来存在争议。苏东坡到任，没有盲目开工，而是组织人员踏勘测量，用测量数据，证明这个工程做不得。为此，苏东坡有理有据的向朝廷三上奏章，用真实的测量数据说话，阻止了虚妄的夸夸其谈，详情见于苏东坡《申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而之前的争议双方，都没有做实地踏勘测量，空对空的言说，谁也说服不了谁。知扬州，罢除了民不聊生里的“万花会”，探访漕运凋敝的因由，上奏得允，行船工以船为家之策而达于公私两便，漕运再兴。知定州军州事，此时，宣仁后死了，司马光也死了，哲宗亲政了，这个有些逆反和报复心很强的皇帝，要对他在未亲政时期“只见他们屁股”的大臣动手了。按规矩，被派往定州时，要面辞皇帝，接受皇帝训导，当过哲宗皇帝老师的苏东坡，竟然不被允许，而是要他立刻出城，这是北宋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同北宋开国从未有过的文字狱，不幸都落到了苏东坡的身上。虽然如此，苏东坡临行时，给年轻的皇帝极谏的奏章：“……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蔽为急务……”苏东坡的核心是殷殷希望皇帝亲政后，一定要畅通从皇宫到民间的渠道，掌握实情，再做决断。而定州是北宋边防重地，竟然军营破败，军纪懈怠，军不知民，民不知兵。于是上奏，请求修建军营，加强军备，恢复弓箭社，强化边防，整饬军纪，操练军民。

　　自苏东坡再次莅杭至于定州，经过二十年折腾的北宋，民生萧条，又有水旱之灾交侵，他每到一地，几乎都要上奏请求赈济灾民，这样的奏章，《苏东坡全集》里很多，读得人心里流泪。其中尤为讽刺的是，苏东坡在知杭州任上奏准的救灾粮，却被报喜不报忧者截留了，这让苏东坡愤恨不已而上章揭露，为了一方百姓的生计，苏东坡有些不管不顾。从神宗到哲宗，皇宫外的真实情景，他们或许假眼蒙蔽了，或许明知而假装不知，而苏东坡不仅耳闻眼见，而且挂于心，行于行。

　　定州是苏东坡仕途生涯在岗的最后一站，他之前直接或曲折进言的文字，再次被“恶轼者”翻出来作为靶子，而被贬谪岭南。

　　求一时的真情，说一时的真话，做一时的实事，或者不难；一辈子都这样说这样做，没有始终不渝的品格，一定做不到。苏东坡在西蜀的小城出生，在民间里长大，晓得民情之实，晓得民生所需，所以有奋厉有当世志的信念，言于口，记于文，施于行，始终不移。参加仁宗皇帝的御试，其策论之《课百官》、《安万民》即有“决壅蔽”而畅民情、“结人心”而听民声之策，即使贬谪岭南，贬官苏东坡，竟然指导建自来水工程，捐出赏赐，修建桥梁，兴学救牛，除旧布新。“此地可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此联刻在儋州苏公祠，人心活着苏东坡。所以才有苏东坡自己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因文而名的苏东坡，写出那些至今鲜活的文字，不是因为那些文字多么华丽，而是因为那些文字见人、见物、见情，一如《石钟山记》里，即使阴森可怖的激流绝壁，也挡不住苏东坡探求实情的执着。

　　2018年2月13—14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