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艺创作的时代价值

　　方永江

　　3月21日，是世界诗歌日。在国家艺术基金、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学会等单位指导下，3月16——19日，上海有关方面在奉贤会议中心隆重举办了“东方美谷·诗漫贤城”诗歌节系列活动。我市文化学者方永江应邀与会，在开幕式上吟诵了苏轼《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在随后的“世界诗歌日”诗歌国际高端论坛上作了题为《苏轼文艺创作的时代价值》的主旨发言，并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我市实施“文化立市”、建设文化强市战略，强力推进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的相关情况。本报摘要登载其主旨发言，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什么是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一分子，苏轼身上彰显着中国精神。

　　苏轼一生坚守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贫富有别、生死无异，循理无私、节用廉取，严明规制、考课百官的廉政理念，践行爱民忧民的仁政观，轻赋裕民的惠民观，故而能在宦海沉浮之中，始终充盈浩然之气。不以耳目之玩夺口体之资，谏买浙灯；置生死于度外，徐州抗洪；更在垂老投荒之时，捐资惠州造桥。凡此种种，集中体现了苏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苏轼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艺术追求上，始终勇立改革创新潮头，故而能成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和享誉世界的“文化巨人”。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颍州求是，停开八丈沟；定州固边，选帅才、练军实、倡勇敢、定军制；海南兴学，百袍端合破天荒；古文革新、诗的改革、词的开派，一代文宗何人可配眉山？诸如此类，集中体现了苏轼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苏轼因其卓越的创作才能和辉煌的文学成就成为举世公认的天才的文化巨人，2000年被法国《世界报》评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千年英雄”。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之丰富、之瑰丽，耳熟能详、入脑入心，口口相传、代代相传，自不需赘述。这里，我想结合传承苏轼文化、弘扬苏轼精神，就其文学创作的时代价值谈点个人心得，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是他文学创作的人民性。

　　嘉祐六年（1061），苏轼任凤翔签判。在任上，他看到府县差役繁忙，人民劳苦不堪，加之旱情严重，忧心如焚，写了《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一诗来表达自己忧民之情。这首诗说王事一来，府县差役繁忙，面对百姓如此辛劳，作为官吏的自己感到十分羞愧。再加上严重的旱灾，渭水干涸，役夫仍在泥中拉木头，步步艰难。自己很想学唤雨鸠，祈盼天降甘霖，解除旱灾。他在《至磻溪未明》中写道：“我来秋日午，旱久石床温。安得云如盖，能令雨倾盆。”为祈雨他还写了《祈雨磻溪文》，表达了希望天降大雨的急切心情。一旦久旱逢雨，他是无比欣喜。苏轼到凤翔上任的第二年，修建官舍时，在公堂的背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憩之所。可因这年久旱不雨，“民方以为忧”，到了三月，开始下雨，最初雨不大，“民以为未足”，接着就下了三天大雨，于是官民都很高兴，“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汴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亭子也修成了。为庆贺天降及时雨，他特地把这个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生动地表达了作者与民同忧、与民同乐的感情。苏轼不仅写诗反映人民的疾苦，而且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物也极感兴趣，并写诗表达。他在武昌看到当地农民骑在秧马上插秧，既不用弯腰埋头，而且效率也高。他在流放惠州的路上，就写了一首《秧马歌》将其赞扬。对一般封建士大夫不屑一顾的农业生产工具，苏轼竟有如此大的兴趣，这表明了他随时将民生之事挂在心上。

　　至绍圣四年（1097），苏轼垂老投荒，谪居儋州。他居儋时间不久，直接聆听他教诲的人不太多，但他开创的“儋州学府”，却成了海南著名的讲学之地。他亲自教授指点的学生如姜唐佐、吴子野、黎子云等，都成了饱学之士。苏轼在儋州被称为一代师表，授业传道，蔚为大观。王国宪在《重修儋州志叙》中说：“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苏轼使儋州地区“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成了当时海南的文化中心。苏轼在海南讲学授徒，既是他为官的政绩，也是他以贬谪之身为推进地方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后人在海口市五公祠内专辟一室为“苏公祠”，用以祭祀苏轼。“苏公祠”门口有一副对联：“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这既是对苏轼的颂扬，也是对苏轼的纪念。

　　苏轼文艺创作的人民性，是他民本思想的真实写照。这个方面的时代价值就是，一切文艺工作者要终生牢记、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抒情。

　　再者就是苏轼文艺创作的创新性。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第一文人”的苏轼，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苏轼的高文大册固然值得称道，他的小文小说也独树一帜。明代袁宏道曾说过：“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苏轼贬官黄州期间，曾写过一篇堪称妙文的游记，全文如下：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短短八十五字，有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景物描写，还有作者的感慨。这篇妙文对后世影响很深，开了明清小品文的先河。

　　苏轼对古文革新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仅有理论贡献，而且有实际的创作贡献。可以这样说，苏轼是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继承者，是欧阳修的继任者和得力助手，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古文革新运动的最后完成者和集大成者。此外，苏轼对诗的改革，使他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风格，成为宋诗的代表；苏轼词开豪放一派，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既有顶峰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又有“千古第一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有令“余词尽废”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作为一代书法家的苏轼，是“宋四家”之首，其《黄州寒食诗帖》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并称天下三大行书……

　　苏轼文艺创作的创新性，是他求真求实的操守坚持。这个方面的时代价值就是，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一切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勇立潮头、做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践行者，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传世佳作！

　　2018年1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四川眉山三苏祠文化遗产保护证书，对东坡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苏轼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乃至根本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坡文化是眉山的文化象征，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了苏轼的世界性，他给予我们的时代价值是多方面全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