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尊师的楷模，重教的典范

时间:2020-09-10 11:24 来源:0

夏钦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按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老先生的说法，“老师不只是简单的教书，还要教授给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与主动学习的可贵品质”。

纵观苏东坡一生的成长经历，他之所以日后成为天纵之才，成为千百年来人人喜欢的历史人物，在于他是棋琴书画样样精通的全才型人才，在于他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于他始终以人为本的悲悯情怀，在于他作为生活大师的触手可及......这种性格、气质和才华的养成，除了良好的家风、过人的禀赋之外，与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本篇，我们主要复盘苏东坡66岁的人生历程，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终身受益的老师？他是如何对这些老师知恩图报的？当他成为一代文坛宗师时，又是如何布道，带领一帮弟子，将文化的火种薪火相传的？

（一）自由舒展的启蒙教育，

种下一粒独立思考的种子

话题得从苏东坡的启蒙教育开始谈起。

一个人的儿时经历，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按现在流行的说法，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可以治愈一生。

在老家眉山，少年苏东坡先后接受了张易简和刘巨（字微之）的启蒙教育。

八岁时，苏东坡进入天庆观官办小学，师从道士张易简。张易简是名和蔼可亲、不拘形式的好老师，而少年苏东坡是个非典型好学生，天资聪明但也贪玩好动，师生情谊合拍，对东坡后来健全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张道士不仅教给学生们诗文，偶尔也讲些鸡犬升天的道家故事来娱乐娱乐学生。这样宽严相济、严肃活泼的教育方式，学生自然听得入迷。就像今天倡导的新教育理念中的走班制与传统教育相比较一样，自然带有体验感、主动式的走班制受欢迎得多。那帮同学中，苏东坡和一个叫陈太初的最为优秀，他们的名字后来都留在了史册上。苏东坡自然是因为名满天下，而陈太初却是因为人到中年走火入魔，在一个新年到来时“升天”死去，被东坡晚年在《东坡志林》中记了一笔而留在史册上的。

话说某一天，张道士的一个从京师归来的朋友，到苏东坡求学的学校与他的老师高谈阔论，并拿出名士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与之分享——那时的学校真自由，朋友来了也不回避学生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而不被家长投诉。两人谈得起劲，什么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不绝于口，苏东坡听得好奇，不免要问老师，“诗里写的什么嘛，你们谈得那么开心？”张道士与友人谈兴正浓，被毛头小子打扰很不以为然，“去去去，老师谈事，你瞎掺和什么啊？”小小东坡一听就不高兴了，抗议道，“如是天人，则不敢知，假使他也是凡人的话，为何不可问？”你看，东坡年少时就是这样不惧权威的，这种远高于同龄人的心气，让老师既吃惊又喜欢，便换了口气，认真给他讲：当今圣上尚文轻武，朝廷人才济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是当今天下的人杰，是大宋江山的栋梁……张道士和少年苏东坡也许都没有想到，这陌生而遥远的四个名字，多年后，除了范仲淹无法谋面以外，其余三个人，都与苏东坡的生命发生了重要的交集，有的甚至影响了他一生。

从张道士那里学习三年后，苏东坡退学回到家中，接受了一年母亲的教育，然后进入眉州城西寿昌院学堂，师从学者刘巨，相当于从小学念到了初中。刘巨爱教学生书写诗词，自己写了得意的句子，也不忘了与学生们一起分享。

一天，刘老师作了一首咏唱鹭鸶（又称白鹭）的诗，最后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按刘老师的理解，这应该是十分不错的诗句，便摇头晃脑地吟唱，等待着学生们热烈的巴巴掌。哪知少年苏东坡却站了起来向老师发难，他认为“逐风斜”改为“落蒹葭”要更好些，理由是老师的诗意境虽然好，却让鹭鸶找不到归宿，而“落蒹葭”就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刘老师对少年苏东坡的发难先是一愣，继而表现出十分欣赏豁达的表情说，“吾，非若师也！”就像当年的张易简道士，明确说：小哥哥，你太腻害了，本人没有资格再当你老师鸟。

实际上，“逐风斜”与“落蒹葭”究竟哪个更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比起老师对诗句优美意境的追求，苏东坡更关注鹭鸶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这和多年后苏东坡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具有对天下苍生怜悯的博爱情怀多么一脉相承啊。

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多年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席话，被人们捧为圭臬。千年前，偏居眉州一隅的张易简和刘巨，自然讲不出如此诗情画意的教育箴言，却用切身的教育行动，在一个叫苏东坡的少年心中种下了一颗独立思考的种子。

（二）慧眼识才的益州府官，

指明了东坡的努力方向

我们都知道，“以杯酒释兵权”夺取天下的赵匡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重文抑武的先河。不少文化人在“如果允许穿越，你愿意留在哪个朝代”的选择时，毫不犹豫地写上了宋朝。

北宋政坛有一个良好的风气和传统，凡朝中大臣外放地方任职时，皆有替朝廷发掘贤能的责任。从后来苏东坡的成长历程来看，他仕途起步最关键的一步，恰恰是得益于这种机制，受益于时任益州（成都）府最高首长张方平的点拨。张方平对苏东坡的帮助起码在两点上功不可没：一是指点了苏东坡求仕的最佳路径，放弃传统的解试路径，而是直接赴京应举；二是放弃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向主考官欧阳修推荐贤才。

这里，我们有必要说说张方平是何等天资聪慧、大开大合而爱憎分明的人物。

张方平字安道，北宋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号乐全居士，谥“文定”，北宋大臣，历任知谏院、知制诰、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和滁州（今属安徽）、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杭州、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地长官。神宗朝，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少年时聪敏绝顶，家庭贫寒，买不起书，他就向别人借三史读，十来天就归还，并说：“我已经读完了。”他读书只看一遍，不读第二遍，宋绶、蔡齐认为他是天下奇才。他在给神宗皇帝的奏折中曾表露过这样的观点：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宋史》称“方平慷慨有气节”。清代四库馆臣这样评价：“方平颖悟于书，一览不忘，善为文，数千言立就。才气本什伯于人，而其识又能灼见事理，劓断明决，故集中论事诸文，无不豪爽畅达。洞如龟鉴。”而且，张方平也是北宋少有的两次敢应制科考试的官员。

至和二年（1055年），张方平知益州（成都）府，苏洵虽然自己屡考不第，但在外游学多年，视野开阔，对两个儿子的学业前途还是相当重视的，对于成都新来的行政长官，他早就听闻其大名。基于宋朝的制度设计和对儿子前程的重视，苏洵在张方平上任不早，就迫不及待地到益州府拜访了张方平，与他纵论时事，针贬时弊。张方平欣赏苏洵“博物洽闻”，更赞扬他的文章“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之道，君兼之矣”。意思是说：苏洵的文章，既有左丘明写《国语》国别体的扎实史料，又有司马迁著《史记》的叙事功底，还有贾谊纵横捭阖的议论功夫，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样的高度评价，对于天资甚高的张方平而言，一生也难得说几次。一来二往，苏洵的雄才大略与满腹经纶，引起了张方平的兴趣，也才有了后来苏洵自然而然地带着两个儿子到张府拜识，获得张方平赏识的后话。对东坡两兄弟，张方平在多次考量之后，惊为人中之龙，尤其是东坡，张方平认为是“人间骐骥”。

有意思的是，张方平对苏家的举荐，首先还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东坡两兄弟，而是与他纵论时事的父亲苏洵。张方平先是给朝廷举荐苏洵为成都学官（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同时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封信，并附上苏洵的得意之作。尽管成都学官之事久未下文，但张方平的古道热肠和率真耿直，由此可见一斑。

苏洵向张方平汇报，想让苏轼兄弟先在蜀中应乡试，张方平却认为，这是“乘骐骥而驰闾巷”，大材小用，力劝苏洵让二子直接赴京应举。但想要赴京应举，没有人推荐是不行的。苏洵便想请张方平作为两兄弟的推荐人。张方平说：“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并不顾自己与欧阳修原有嫌隙，毅然写信向欧阳修推荐苏洵，并资助盘缠。从此，苏轼与比他年长二十九岁的张方平结成了忘年之交。可以说，张方平对于三苏父子，都有知遇之恩。

张方平与欧阳修，都是名满一时的朝中大臣，但政见有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私交也就谈不上。张方平与欧阳修关系不睦，缘于在朝廷工作时的一件政事上，当王拱辰在“进奏院事件”中对苏舜钦等实施“一网打尽”时，张方平站在王拱辰一边，并进而打击范仲淹，欧张由此交恶。但当苏东坡的才华进入张方平的法眼时，本着为国推荐人才的目的，不顾个人政见的不同，向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写了推荐信。

事情的发展沿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进行，桥段是我们都知道的，高人与高人对人才的爱惜都是相同的。欧阳修不仅接纳了张方平的推荐信，还和张方平一样，用此后余生的精力提携三苏一家，三苏确实后来也不同凡响，尤其是苏东坡更不负众望，千年之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远在两位恩师之上。历史没有假设，假如苏东坡没有遇见张方平和欧阳修，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人见人爱的苏东坡这个大名吗？但这两人都从为国荐才的角度出发，扬弃前嫌，合力将“千里马”推上舞台中央的做法，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各级官员们学习。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步入仕途遭遇的第一大劫，此后他的人生沉浮，皆与此有关，当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时，早已退休赋闲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张方平，却奋不顾身地上书朝廷营救苏轼。老人家给神宗皇帝写信，呼吁赦免苏轼。张方平托南京的地方政府递交此书，可是官员们不敢接受，张方平大怒，就叫儿子张恕直接去交给朝廷。张恕生性怯懦，在登闻鼓院（专门受理上诉公私利害、朝政缺失、理雪冤案诉状的机构）门外徘徊了很久，看见墙上写有“乱击鼓者重责50大板”的告示，终究没敢交出去。后来苏轼出狱后，看到张方平给皇上信件的副本，不禁大惊失色，连吐舌头。原来，张方平在信中劈头就说苏东坡“实天下之奇才”，盛赞其才德，并指出苏东坡“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劝神宗本着爱惜人才之心赦免苏轼。最后表明自己“僭越上言，自干鼎钺”的态度。按当时朝廷的风向标，越说苏东坡的才华，越容易激怒神宗和帮凶御史官员们，年轻气盛的神宗要的是听话的官员，围绕他的富国强兵梦无条件地执行，而御史官员正愁找不到更多更铁的证据让苏东坡没有生还之力。后来苏东坡被定罪后，张方平也因与苏轼的交往而受到牵连，罚红铜三十斤。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他们的忘年之交始终不渝。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在”。无疑，张方平是三苏父子的伯乐。终其一生而言，三苏父子与张方平的关系，从公的方面来说，表现在政治取向上的高度契合；从私的方面来讲，就是私人情感上的知遇之恩。天赋甚高的张方平与天资聪慧的苏东坡兄弟，可谓是惺惺相惜的忘年之交，甚至是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依恋关系，曾经两度在张方平麾下的苏辙充满深情地写道，“两从奏辟，分兼师友”“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从至和二年（1055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与张方平相识，到元祐六年（1091年）张方平去世，双方维持了长达37年的友谊，正是这种知遇之恩和漫长时间的了解，使张方平与苏东坡兄弟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关系，他们不是门生之谊，却胜过万千门生之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亲密关系已经达到依恋的程度。

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到京赴考，张方平还为这一大家子提供了车马和资金支持。后来苏东坡兄弟到外地任官，只要能绕道到张方平处，往往兄弟俩一起去逗留就是两三个月。苏东坡在谈起与张方平的交往时这样写道，“我游门下，三十八年（虚岁），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张方平和苏洵年龄相差只有两岁月，志趣相投，交往甚密，苏洵去世后，张方平和苏轼兄弟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苏轼兄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受政治排挤，张方平不怕牵连，屡屡伸出援手。对于苏轼兄弟，张方平十分信任和依赖，他临终前，将后事全权委托给他们办理，“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此外，张方平的女婿王巩与苏东坡兄弟，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说两家为世交之谊，一点也不为过。

苏东坡一生只写了7篇墓志铭，其中就有给张方平的，洋洋洋洒洒五六千言，对张方平85岁的人生进行了系统而全面、深刻而生动的总结，言语之间，充满了温情和悲恸。

（三）一生的忘年交，一世的师生情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欧阳修这样识人用人的伯乐并不多见。《宋史》中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后来声名日隆的人物，都是在欧阳修的奖掖下慢慢成长起来的。这还不算他在古文运动上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地位，单论他赏识后辈这点，说是北宋文脉之宗，一点也不为过。其中，欧阳修与苏轼的师生之谊最为著名。
准确地说，欧阳修对苏氏家族的提携，要从其父亲苏洵说起。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饮水思源”的现实意义。

话说苏洵慕名到张方平府上拜访几次后，张方平看了苏洵的不少文章，确认其才华出众，堪当重任，加之自己是先秦古文的倡导者，对苏洵务实的文风引为同类，大加赞赏，于是便给朝廷写推荐书，推荐苏洵出任益州学官。欧阳修接到张方平的推荐书后交吏部处理，吏部查阅了苏洵的档案，没有考取过朝廷任何科举考试的记录，不符合任学官资格，但朝廷鉴于张方平是地方大员，不好直接驳斥，便采取不予答复的方式进行拖延。

后来，苏洵的老朋友、四川犍为县令吴照邻进京时，把苏洵精选的22篇文章送给好友欧阳修，欧阳修看后觉得耳目一新，与自己倡导的古文运动不谋而合，遂当晚秉烛挑灯，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荐布衣苏洵状》。与此同时，还将苏洵的文章给同朝为官的宰相朝琦、副相富弼等人看。在一个激情燃烧的文人执政时代，一群怀揣革新北宋文风的大儒位居宰辅而又心怀天下，他们的心思单纯而炽热，惟愿让大宋的文脉发扬光大，对新发现的人才，他们奔走相告，捧若至宝。因此，三苏父子最先在京城出名的，首推老爷子苏洵。

接下来，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关系，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故事了。

嘉祐二年（1057年），礼部侍郎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进士考试如期举行（这一年欧阳修51岁，但没有人会想到，31年后，53岁的苏东坡亦如恩师欧阳修一样主持省试），其中四场考试中第二场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让苏东坡脱颖而出。最先在众多考卷中发现苏东坡文章过人之处的，是欧阳修一生的知已、阅卷官梅尧臣。

这里，有必要宕开一笔，谈谈梅尧臣其人。梅尧臣是宋诗开山宗师，以写长诗见长，在钱幕成员中，梅尧臣是先于欧阳修的，在诗文方面最初的成绩也在欧阳修之上，在做县令时与当推官的欧阳修相识，谈诗论道，相知甚深，然而梅科举之路不畅，靠叔父的荫封为官，长期沉沦下僚，生活窘困。与之相反，欧阳修虽然挫折不断，但还是官至宰辅，荣为天子重臣。二人地位判若云泥，却丝毫不影响欧阳修对梅尧臣的友情，多次向朝廷举荐他，并在生活上多有接济。直至梅尧臣先欧阳修而去，他还变卖自己的房产，为梅尧臣遗孀与幼子留下安身立命之资。欧阳修对朋友的真挚、热心，不因年华流逝、地位悬殊等外界因素而改变，他们之间纯粹真挚的友谊，总是让我想起马克思与恩克斯的交情。

让梅尧臣和欧阳修高度赞赏的是此文一改艰涩诡异的萎靡之风，平实、通畅而明晓，疑惑的是文章中出现的“皋陶曰杀之三”不知出于何典故。欧阳修毫不犹豫地批了“取”字，但如何判定名次，却让他犯了难，这样好的文章，天底下恐怕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能写得出来，但自己当主考官，若取自己的弟子为第一名，岂不是授人以柄（后来苏东坡当主考官时，也以为最好的答卷是自己的门生李廌，不料揭晓时却是章惇的儿子章援）？遂将此卷判为第二名。阅卷结束解除密封后，所取第一名是他不知道的章衡，而自己犹豫着判为第二名的却是苏东坡的文章。苏东坡就这样在欧阳修最看重的文体改革论的考试中，与第一名失之交臂，却在日后的演绎中，比状元的名头更响。

礼部考试结束，考取者照例要拜师。自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在中国文人圈里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每次科举考试，都能产生一堆恩师和门徒。因为科举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古代科举选士的特殊性，很多“师生关系”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教与学”的关系，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应酬和晋升的途径。这和今天高校的老师带研究生和博士生有点类似，一个知名的教授，在内心里往往不认同本科生称是自己的门生，只有进入到了研究阶段，耳提面命朝夕相处了很久的硕士博士生才称得上是弟子。

当苏东坡手持门生贴拜谢恩师欧阳修时，欧阳修没有解释他本该取第一的缘由，倒是急不可待地问起了考卷中关于皋陶的典故，因为梅尧臣和欧阳修放榜后都在家中翻箱倒柜地没有查出过所以然来。没想到苏东坡的回答却是“想当然”，他说，“曹操灭袁绍后，将袁熙之妻赐给曹丕，孔融于一旁嘲讽道，‘当年武王伐纣，将妲己许与周公’。曹操大吃一惊，问从何处所见此典。孔融答之，‘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皋陶这事儿，以此推之。”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这事儿是我瞎编的，但也并非凭空捏造。既然前人孔融曾经为了论述需要，做过类似的推断，我自己也可以这样依葫画瓢地运用。是什么让一个还没出道的毛头小子就如此自信呢，我想只有才华。

欧阳修盼星星盼月亮般听到的却是苏东坡答非所问的意料之外的答案，非但没有半点责难，反而大加赞赏：“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坦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书信内容一经流出，苏轼更是声名鹊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后来在文坛盟主的地位。作为一代文宗，德高年劭，最是爱惜羽毛之际，欧阳修却毫无嫉贤妒能之心，以宽广的胸怀，给后来人留出一片天地。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二年欧阳修作为礼部贡举事主持科考，所取之士可以说网罗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如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还有程颐、张载等理学名士，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更是北宋后期新党旧党之争的重量级人物。欧阳修一生中，还举荐过王安石、包拯、胡瑷、吕公著等。

欧阳修还逢人便说：“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一次与儿子谈话时，颇动真情地说：“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就因为有苏轼这个人啊。”欧阳修表达的情感，完全是发现人才的激动和开心，并未有半点妒忌，且有“文坛终于有人接我班”的欣慰。

由此可见，苏轼在文坛上能迅速崛起，和欧阳修的强力推荐营销密不可分。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国家，师生关系对每一个读书人来说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人际关系。在宋代，因为文人地位的空前抬高，欧阳修和苏东坡因科举考试而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成为中国文人最理想的一对师生关系，他们亦师亦友，相知相交，默契有加。

在此后的岁月中，苏东坡受教欧阳修十六年，政治上共进退，学识上共切磋，生活上共互助，精神上共慰藉。这十六年间，苏东坡除了先后回老家为父母守灵尽孝的五年多时间外，先后任凤翔签判、直史馆、杭州通判等职，而著名的“乌台诗案”挫折来袭时，恩师欧阳修已魂归黄泉。如果欧阳修尚存活于世，面对苏东坡遭遇的文字牢狱，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感人营救呢。而欧阳修也先后经历了开封府、枢密副使、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知青州蔡州等岗位的起落。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因为反对王安石（也是欧阳修提携过的人物）的变法，都在走向命运的低谷，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在考验中却历久弥新，更趋牢固。

苏东坡踏入仕途后不忘恩师之教诲，恩师去世后，一生都在用不同方式进行深情怀念。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坡是个有情有义，至情至纯的人。

苏东坡对欧阳修和梅尧臣两位恩师终身怀着感戴之情。他赞扬欧阳修“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即使受到世俗“哗而攻之”，也只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嘉祐四年（1059年）苏东坡和弟弟奔父丧后从水路赴京，途经夷陵，还特地拜访峡州太守朱庆基为欧阳修所筑的至喜堂，回顾欧公当年的风范。后来他又从少数民族同胞处买得蛮布弓衣，上面织着梅尧臣的《春雪》诗，赠予欧公。

熙宁4年（1071年）8月，苏东坡因不赞成王安石新法，且为欧阳恩公降职鸣不平，于是上书谈论新法弊端，结果被外放出京任职为杭州通判，赴任途中，与弟弟苏辙约好去探望已退休一年，常居焦陂的欧阳修。之前，欧阳修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是降职任蔡州知州。

二苏在欧阳恩师陪同下，游览了当时颍州四县十镇。有碑文记载，他们经焦陂南下，去了谷水两岸的中心岗、白莲寺、清凉寺和柳沟岸边的迎水、云台寺。短暂相聚的日子，二苏多次在焦陂湖上与欧阳恩师父子品尝焦陂九龙泉陈酿。二苏在恩师父子的陪同下，游历淮上、泛舟西湖、品焦陂酒。东坡湖上作诗曰：

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湖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

苏轼的这首诗，既表达了对欧公的祝愿，也是对金秋时节颍州大地的美好写照。在颍州滞留二十余日后，因弟苏辙时任河南推官，自己也要去杭州赴任，兄弟相别黯然神伤，依依与恩师话别。在南下清河的船上，苏轼洒泪吟诗曰：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

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

......

没料，这一别，却是永诀。1072年，欧阳修病逝，享年66岁。30年后，苏东坡病逝时，也是66岁。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由滁州转任扬州太守，修建了平山堂，名噪天下，至今仍为游览的重要景点。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调任扬州太守，在平山堂后面建谷林亭纪念欧阳修。其时，欧阳修已谢世二十年。两人的师生情谊，以及两人先后任扬州太守，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欧阳修逝世后，苏轼因公务缠身虽未亲身致悼，而撰有《祭欧阳文忠公文》，一开头即云“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深情邈绵的祭文，难尽恩师的高洁人格，难言东坡内心的悲恸。和张方平一家的渊源一样，三苏一家自与欧公交谊起，两家的二代三代都有密切的交往，东坡的二儿子苏迨还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为妻。对自己撰写碑志、祭文十分苛刻的苏东坡，破例为欧阳修家三代都做过祭文，这点尤其了不起。

而同样是欧阳修提携过、甚至主动想将文坛盟主地位传给他的王安石，为推进他的变法，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对欧公的态度却是这样，“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抛开政治因素，后世贬王扬苏，多少与苏东坡和王安石不同的处世方式有关。

公元1079年，苏轼知湖州，三过平山堂，此时欧阳修已经去世八年了，睹物思人，苏轼一时感怀，便写下这首词纪念恩师。而这首词也成为历史上尊师重道的典范。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按说，因科举而形成的师生关系，很多时候十分脆弱，经不起考验。甚至，一些师生还会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例如张居正和他的门生刘台，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最终闹得张居正向万历皇帝提出辞去首辅职务的地步。因此，像欧阳修和苏轼这样心心相惜互爱互重的师生关系，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四）传承伯乐精神，

苏门弟子“百花齐放”

中国的文人搞成集团，并不是从宋朝开始的。比如魏晋时围绕着曹操父子的“建安七子”，唐朝时围绕着李世民的“十八学士集团”。纵观北宋，先后有三大文人集团，分别是钱幕、欧门和苏门。有意思的是，这三大文人集团像现在的科技孵化器一样，一代代孵化，薪火相传了北宋文脉：钱幕的重要代表人员是欧阳修，有了后来的欧门；欧门的杰出代表是苏东坡，自然有了后来我们熟知的苏门。

我们知道，北宋并建东南西北四京，一个首都，三个陪都。首都是东京开封府，陪都是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北京大名府（今大名县）、南京应天府（今商丘）。钱惟演是当时西京河南府的地方长官，他集中了一大批幕僚，比如谢绛、尹洙、梅尧臣等人，当时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到西京任的是推官，相当于今天一个管司法的小科长吧。而尹洙、梅尧臣分别是西京府下的县令，谢绛（其妹为梅尧臣之妻）是西京河南府通判，整个文学活动，应该是钱惟演搭台组织，谢绛带领一帮小兄弟诗酒唱和，作品出来后，再由钱惟演来指点。欧阳修较谢绛、尹洙、梅尧臣等都更晚加入钱幕，天资聪慧加上超常的努力，使他后来居上，慢慢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后来随着欧阳修官至副相，并成为嘉祐年间全国进士考试的主考官后，渐渐就成为欧门的盟主。

嘉祐二年全国取了进士388人，这些人中有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朱光庭、吕惠卿等，并不是388个进士全都能进欧门，能够进欧门还是有其他条件的，要能跟欧阳修直接发生联系。前面多篇文章中，我们都提到了二苏在考试之前与欧阳修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其与欧阳修的直接联系自然不在话下。欧门的人员分两大类，一类是京师的，一类是外地的。对于幼年丧父、贫困出身的欧阳修而言，他对外地的考生甚至比京师的还要重视，这就难怪苏东坡兄弟为何能得到欧公的赏识。有意思的是，欧阳修考虑的文坛盟主接班人中，首选是亲弟子曾巩，次选是王安石。苏东坡的异军突起，让欧阳修备感高兴。曾巩尽管后来也成了唐宋八大家，但文学成就自然与苏东坡不能同日而语——论科举同年友谊关系，他们是惺惺相惜的挚友。曾经，欧阳修放下架子，主动给名声远低于他的王安石写了一首诗，表明要将文坛的衣钵传给他，奈何王安石的人生志向不在于句逗之章，而是建功立业。且看两人的诗书是如何巧妙唱和的：欧阳修在《赠王介甫》中写道：“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欧公的心思很明了，意思是说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像李白、韩愈一样的好，作为文坛的继承人是刚刚的，只要你愿意，我就会交班给你。但王安石绵里藏针，婉拒了欧阳修的热望，在《奉酬永叔见赠》中写道：“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只恐虚名从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志向决定命运，后来王安石能发动十一世纪轰轰烈烈的改革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三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却各有各的时代背景，相比而言，钱幕与欧门的形成大致相同，一心想做宰相不断投机而不得的钱惟演在做官上的志趣与欧阳修和苏东坡不能相提并论，但平心而论，在为文上的真诚还是可鉴的。钱幕与欧门都是因为钱惟演、欧阳修分别在地方和在朝廷做官时，身边不断聚集了一帮爱好文学的人而形成，这就难免鱼龙混杂，乃至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吕惠卿，政治的取向才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不但对欧门没有知遇之恩，即使对将他推向政坛高位的王安石，也是不择手段。但苏门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他做地方官到朝廷命官的漫长过程，比如黄庭坚，与之神交很久，书信切磋很久，却是“苏门四学士”中最后在京城见面的，人们投奔苏门是自愿自觉的主动行为，皆是因为其人品和卓越的文学才华，这就决定了苏门的稳定性和非功利性。这些人不管东坡在朝在野，得志还是郁结，都不离不弃，舍命追随。

苏东坡是熠熠闪耀的文坛天才，也是最豪爽坦荡的赤诚之人。他诙谐幽默，极富人格魅力。都说文人相轻，但同时期的大多数才子却自觉地聚集到苏轼周围，甚至一些文学大咖成功的从粉丝摇身成为苏东坡的门徒，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和艺术成就，因为对苏东坡的推崇汇聚在苏轼门下，和他赋诗作文，同呼吸共命运。

元祐元年（1086年），苏东坡主试馆职，除秦观以外的三人，均参加了此次考试。因着这层关系，此四人都算是苏东坡的弟子，并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之外，再加李廌、陈师道，并称“苏门六君子”。当然，历史上还有个不太为人知的“苏门后四学士”，他们是李格非、廖正一、李禧和董荣，别的按下不表，只简要谈一个人吧：李格非。李格非是何人？李清照的父亲也。因此，现在有的出版物玩“当李清照遇见苏东坡”这样的噱头，就实在有点无聊。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欧门的形成也是因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开始的。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加入苏门的吧。

苏东坡的门人中，最早从学于他的是晁补之。晁氏早在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已行拜师之礼，由此确立了两人的师生关系，彼此渊源最是深厚；黄庭坚也早与苏东坡在谋面之前神交已久，书信往来保持多年，只是始终未得见面，后经苏东坡荐举，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秦观才华很受苏东坡欣赏，是在徐州太守任上认识的，见苏东坡时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他把苏东坡比作“天上麒麟”，又向苏东坡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张耒是苏东坡过陈州时在弟弟苏辙家认识的，苏轼盛赞其文，因而从游。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以后的行事方式。幼年时启蒙老师张易简和刘巨，成年时张方平和欧阳修的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成为现在苏东坡面对弟子的重影。

苏东坡与门人的交往，与其说是师生之交，不如说是朋友之谊。他从不高高在上，亦从不好为人师，而是与六君子一起谈笑风生，倾情于和他们的交流，全身心享受其中。与这些弟子兼朋友的交往中，苏东坡总是和蔼可亲，幽默诙谐，气氛时时因他而热烈。弟子们由衷地热爱这位老师，在他面前，他们并不拘束，敢于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

虽然苏东坡是个全面的天才型人物，但他的诸弟子却各有风格，各有所长，东坡从不要求弟子与其一致，亦从不规定他们应写什么不应写什么，反而鼓励他们发挥个人特色，自成一派。正是东坡开阔的眼界和心胸，才造就了当时文学的大境界。反观王安石，却要求普天下之下应试科举考试的考生，都要研学他编的统一教材《三经新义》，让它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这是相较于他的政治冒险改革，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黄庭坚以诗闻名，与苏东坡并称“苏黄”，苏诗气象万千，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黄诗则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秦观的诗词擅长抒情婉约一路，不免时时有小情绪小忧伤冒出来，但东坡仍赞之为“如美玉无瑕，又琢磨之功，殆未出其右者”；张耒的诗以平淡清新见长，尤擅长辞赋，东坡赞其“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叹之声”；晁补之以文自雄，文风流畅俊迈，早在少年时便已得到苏东坡的赞赏；李廌文风豪迈刚健，颇有点东坡真传的味道；陈师道刻苦努力，散文可圈可点。可见，一千年前的苏东坡，早就把赏识教育、因材施教用得恰到好处，与弟子相处，他不是处处责难弟子，而是尽可能多地发现弟子的闪光之处，让他们树立起强烈的自信心。

“苏门六君子”与东坡的亲密程度因际遇等原因各不相同，这里，我们主要选年龄最长、官职最高、艺术成就最大的黄庭坚和与之关系最亲密、官职最低、遭遇打击最大的秦观及年龄最小、最另类的李廌三名弟子做重点追溯。

黄庭坚与苏东坡仅有九岁之差，为苏门年纪最长者，他与苏东坡的关系渊源最深：黄庭坚的舅舅李公择、岳父孙莘老都是好朋友，有意思的是，两人都向苏东坡推荐黄庭坚。于是，苏黄先是通信，做了多年笔友，诗文交流多年互为欣赏，后在京师相见，黄庭坚才正式行了弟子礼。苏黄之间亦师亦友，两人对谈，常常轻松有趣，既互相敬重，也彼此批评。苏东坡曾说：“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蟹贝类海鲜），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而黄庭坚也坦言，在他看来，苏东坡“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在书法方面，“苏黄之争”也在继续。有次苏东坡对黄庭坚说：“你的书法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听了也不生气，还了老师一句，“公之字虽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元祐以来，黄庭坚在诗坛的地位逐渐上升，但在执弟子之礼上这件事上从未改变。有一次，苏东坡学黄庭坚的风格作诗，并自注“效山谷体”（黄庭坚号山谷），黄见了十分惶恐，连忙赋诗表明愧不敢当：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直到晚年，黄庭坚还将苏东坡的画像悬挂在厅堂中央，每天清晨都整冠上香，态度十分恭敬。有人不解地问他道：“你与苏翰林当年并称‘苏黄’，声名不相上下，何必如此恭敬？”黄庭坚马上反驳说：“庭坚永远是东坡先生的弟子，这是做弟子的本分。”

东坡最为得意的弟子是秦观，对于秦氏，他期许最多，要求当然也最高，一度甚而至于苛刻。东坡认为秦观词太婉约，有点像柳七（永）词，秦观却自我辩解：“我虽然学无所成，却也不至于到那种地步”。苏东坡最后见王安石时，除了真心想见老宰相外，还希望通过王安石以他曾经的宰相身份，向朝廷举荐秦观，信中如是写道，“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其请以身任之。”情感上的心心相印，使秦观一辈子对苏东坡都忠心耿耿，在被贬黄州时，很多亲朋好友都不敢与之通信，秦观却毫不顾及这些。因此，秦观在“苏门四学士”中入仕最晚、官职最低，却是政敌攻击的主要目标，洛党甚至把秦观作为攻击苏门的突破口，绍圣、元符时期，秦观是苏门弟子中受处分最重的。秦观在滕州去世时，距他们上次在海康见面只一个月，正遇赦免北归的东坡调转船头，愿本想见秦最后一面以悼念，却早被秦的女婿先行一步运走了尸体。可以说，苏东坡北归除了其他各种因素诱发其病逝外，得意门生秦观被贬藤州的先行离世，也造成了他的过度悲伤，加剧了他离世。这情景，总是让人想起孔子晚年时，学生颜回过世，孔子悲伤地仰天长叹的场面，“噫！天丧予！天丧予！”

“苏门六君子”中，最让苏东坡操心的是李廌。按今天的说法，李廌是非典型三好学生，一方面天资聪慧，另一方面又周身毛病。苏门其他的弟子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或迟或早都考中进士并进入仕途，陈师道虽然“绝意进取”未考进士，但也被推荐为徐州教授，只有李廌终身为布衣，“六君子”中唯一没有进入体制之内。李廌初到京师时，急功近利，频频向权贵们献诗投文，不想没换来成功，却惹人许多白眼，东坡则劝导他：“你天分甚高，定有出头之日，现在最要紧的是循序渐进，绝不可轻浮躁进，失掉做人的风格。”六君子当中，最穷的也是李廌，他也是苏东坡最常接济的对象。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前，将朝廷赏赐的一匹马送与李廌，考虑到李廌家穷，一定会卖掉此马。他特意为李廌写了张公据，以此证明马的来源，方能脱手。他这张公据，可谓细心，措辞上极尽委婉，怕伤了弟子的自尊心，他特别称“恐方叔（李廌字号）别获嘉马，不免卖去，故为书公据”。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途经南都，有位朋友听说他即将去常州安家，特意送来十匹绢、一百两丝作为安家之费。适逢李廌前来谒见，苏东坡得知他家境清寒，祖母、父亲、母亲等先后病故，均无力安葬，心中十分难过，便将朋友的馈赠全部转送给了他。尽管身份卑微，李廌对待东坡却最见真情，在五年沉闷的黄州岁月，他先后两次专程去见东坡，给遭受人生磨难中的东坡送去温情，无疑于雪中送炭。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中，这五年多苏东坡人生第一次低谷时期，李廌写来的书信最多，达19封，其次是秦观，有7封。当然，也正是这个让他操不完心、最终即使在自己当主考官都没有考取进士功名的李廌同学，在苏东坡死后用情却最深，其所做的挽辞也最能概括苏东坡一生的功绩：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也正是因为李廌的努力，从他著的《师友谈记》中，我们获得了很多研究苏东坡生平的宝贵资料。

虽然聚集在苏轼门下，苏门六君子却保持了各自的独特风格，这也是苏轼鼓励的。苏门群里的讨论总是一片开阔豁朗，苏轼常常拿自己的词作出来和学生比试，学生甚至随意改动他的作品。他们互相学习、彼此批评，相处十分融洽。

苏东坡开创了北宋词的豪放风格，他自己的词也是第一流的。但是苏门中最大的词人秦观却是婉约派风格的。有一次苏东坡问学生张耒和晁补之，他的词和秦观的词比起来怎么样呢？这两人的回答十分巧妙：“先生之词似诗，秦观之诗似词”。意思是说，老师用写诗的办法写词，不是真正的词，而秦观写的诗软绵绵的，像“女郎诗”，也不是真正的诗。从这里可以看到，苏门中老师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可见，苏门内部的自由议论与自由批评之风，达到了坦诚无讳、畅所欲言的境界。正是苏门文学的这种自由风气，促成了北宋文学的第二大高潮。

苏门的组合，不是以地位、官爵、利禄为基础，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志趣为前提，以苏东坡强大的人格魅力为凝聚力，所以真诚而牢固，历久而弥坚。在元祐以后的政治厄运中，他们始终保持联络，无一叛离，这是不多见的。

从宋人吕祖谦编纂的《宋文鉴》选本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出苏东坡创新的人才教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赋入选90篇，苏门占21篇；记90篇，苏门占25篇；序87篇，苏门占17篇；论70篇，苏门占22篇；启84篇，苏门占27篇；题跋46篇，苏门占21篇；祭文46篇，苏门占16篇。可见，在有宋一朝319年的文人散文创作精品中，苏门总体上占到了三分之一，有的单项甚至接近一半，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如果我们今天的某所高校能取得如此骄人成绩，恐怕早就全世界领先了。

至于贬谪海南儋州，培育出海南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个举人姜唐佐，更是海南教育史上的一件美谈。姜唐佐是琼州人，闻苏东坡的大名和才华不远数百里前来求学。从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到元符三年（1100年）3月，在儋州整整呆了半年，接受苏东坡的耳提面命，面对聪慧好学的后生姜唐佐，东坡忍不住向弟弟子由写信夸奖，“苏轼贬儋耳，唐佐日从之游。轼尝称之黄门曰：不谓海南有此佳士。”姜唐佐告辞时，东坡送了他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鼓励他说，等他科举考中后，再把诗的另一联补上。后来姜唐佐没有辜负先生的希望，成为了海南第一个举人时，他最为尊敬的先生已经仙逝。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姜唐佐找到师叔子由时，子由含泪继写完了哥哥对弟子承诺的诗篇：“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兄弟二人共同完成一首鼓励后学的诗，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例。东坡兄弟俩高洁的人格力量和学识力量，永远留在了海南教育史册上。

苏东坡之所以不遗余力发掘人才，推荐人才，一是受到当年恩师欧阳修等人的影响；二也是想为大宋朝的建设蓄积后备力量，为大宋朝的文坛发掘出一个宗主，使国家的文运得以延续。

一位或几位老师，对一个或一批学生适时的激励或鞭策，对学生的成才，会起着重要的关键作用。这无论是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中应有的，还是另加进去的，都是不可或缺的。苏东坡在师生关系上的传承和创新，自由与认可，实在值得我们今天的“师”与“生”都借鉴。

不辞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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