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的异同与相知 犹如“春到江南花自开”

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这三位北宋政坛、文坛的巨擘互相交集。苏轼与欧阳修并列“唐宋八大家”，亦师亦友。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则更为复杂。曾经，两人政见不同，针锋相对。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曾与王安石有过争执和恩怨。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王二人金陵相会，一笑泯恩仇，千古传佳话。

是敌，还是友？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到底如何？11月20日，作为东坡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第二季主题讲座在四川工商学院眉山校区开讲，崔铭教授以《春到江南花自开：苏轼与王安石的相异与相知》为题，为大家解读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情仇”。

崔铭曾为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三位北宋传奇人物著传，对王安石、苏东坡两人研究也颇深。她表示，早在苏轼与王安石相识之前，父亲苏洵便与王安石结怨。

嘉佑元年（1056），王安石与苏洵相识，宋人笔记记载，二人在欧阳修家宴席上结怨。“苏洵与王安石的矛盾，主要存在于政治理念、学术思想的分歧。”崔铭说，王安石以正统儒家自诩，与苏洵在学术渊源、思想观念、文章风格等方面都极不相同。王安石对苏洵学术的不认同，相传苏洵也写了《辨奸论》痛骂王安石。“虽然《辨奸论》是不是苏洵所写还有争议，但两家的矛盾确是实际存在的。”

嘉祐六年（公元1062年），两家关系“寒意”加重。这一年，苏轼、苏辙参加“制科”考试，在“御试对策”这场考试中，苏辙的对策在考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由仁宗皇帝决定，苏辙以第四等次录取。“王安石虽然没有参与该场考试的选拔工作，但他对苏辙的对策极不认同。因此，当朝廷为制科及第者授予官职时，身为知制诰（负责起草朝廷公文）的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书。 ”崔铭介绍，“这些事情发生在王安石变法前，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两家的关系并不好。”

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同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门生，常被误认为同一辈人。但实际上，王安石比苏东坡大了16岁。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之时，王安石便已随父入京，其才华得到了欧阳修等人的赏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守完父孝回到京城，王安石已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启了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原本交往不多的两人，因这场变法而命运交织，关系在新旧党争中变得复杂。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成立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轼担任判官告院。“这个官职比较‘冷门’，主要负责管理官员的告身封赠，可能最开始苏轼对变法就存观望态度。后来他反对新法的态度越来越明显。”崔铭说。

熙宁二年八月，苏轼策问开封府举人，考题暗讽王安石；十一月，宋神宗欲用苏轼修起居注，王安石激烈反对。熙宁三年三月，苏轼任殿试编排官，不满殿试录取结果，作《拟进士对御试策》称朝政如“黑夜驭马”“从后鞭之”。此后，苏轼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知州，一方面写诗讽刺新法，一方面“因法以便民”。   

崔铭介绍，苏轼后期辗转在各个地方上任职，两人并没有直接的交往。但作为地方官，苏轼虽不赞成新法，但要落实新法，在落实过程中，他认为新法有可取之处，而从政治上来说，两人并不算朋友。

尽管在政治上存在分歧，王安石对苏轼的文学才华却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赞赏。崔铭说，王安石政坛急流勇退之后，对苏轼的文学创作保持着持续的关注。“这种关注并非政治姿态，而是出于对文学价值的真诚欣赏。

宋人记载，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王安石遇到从黄州来的客人，总会向人问，东坡近来又写了什么好文？东坡也对王安石对自己文章的批注和修改感到欣喜和认可。

崔铭指出，苏东坡在地方任职期间，认识到新法有其可取之处。元祐时期，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士要全盘废除新法，苏轼还曾为新法辩护，尤其是免役法。这一转变显示了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的逐渐理解。

“寒冰”的融化来自金陵会面。元丰七年，刚离开黄州的苏东坡路过江宁（今江苏南京）。关于这段时间的交往，尽管也有少数不那么美好的记录，但大部分史料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愉快相处。王安石向身边人表达了对苏东坡的欣赏，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东坡也在自己的书信中，表达了与王安石相处融洽愉悦的心情。

讲座还将探讨苏东坡与王安石的人格特质。两人都志存高远，自主、自信和个性突出；但他们突出的个性又像是两个极端，一个刚毅务实，一个乐天知命，迥异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二人对事物的选择，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他们既相似，又相异，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他俩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崔铭教授表示，两人的关系随着时间、环境和心态的变化而逐渐改变，为敌为友，皆为自然。正如苏东坡在金陵探望王安石所作：“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来源丨眉山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幸